所以，应下决心整顿招商引资秩序，严肃追究乱开优惠政策口子的违法行为，尽快遏制无序招商，特别是引税买税的狂潮，从而促使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财政实力的可持续增长，推动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

当时看到报道有点吃惊，不就一篇学术讨论型的发言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中国证券教父，真是人在江湖，百口莫辩。因为毕业时国家有规定，研究生不能留校任教，所以就到了上国投，那是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的事。

万国证券能坚持七年其实就是这两条原则在起作用。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迎头赶上去，是要有些创新的思路，如果大家都不去试、不去闯、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压力就会越来越大。1988年怎么会辞职下海创办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呢？这应该从1984 年我由上国投公派出国留学讲起。问：从某种意义上讲，万国证券很可能是中国金融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因此也可以说您是曾经的成功人士。在万国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方面，我始终坚持股份制的原则，为确保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我们采取了股权分散化的安排，避免一股独大，第一大股东上国投的股权比例也只有30％。

第一次和龚浩成谈，我就说了这样的几个观点：（1）要建立公开市场操作机制，要把现在这种散兵游勇的交易引入交易所，由室外交易到室内交易，证券交易强调时间、价格优先，要公开透明，因此核心是竞争机制。我个人只能说介入比较早，是资格比较老的老兵。而且，在分税制以后，不仅中央财政集中了足够的收入，而且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同盟不再牢靠，这使得后来朱镕基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变得相对容易。

跟朱镕基不一样，李克强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防止一个依然拥有增长潜力的经济发生增长过早放缓的问题。一个习惯于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目录上鼓励增长的经济如何自主实现技术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是李克强政府正要回答的难题。由于地方向中央隐瞒真实收入并获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因此，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透支和货币超发便难以避免。在增长模式转换的过渡期内，这当然是对持续增长的必要支持。

长远来说，除了资本的转移，在新的成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中国需要激励能不断提升生产率和鼓励附加值升级的经济活动以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的确，看上去这些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出现过，甚至更严重。

后者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当时他辞退了5千万名国企的员工，还削减和整治了臃肿而低效率的行业。我的答案简单来说就是，与1994年之前中央与地方间实行的收入分成制不同，1994年的分税制则更接近了财政联邦主义的机制。中央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和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也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不可否认，朱镕基改革之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迎来了黄金增长时期。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增长潜能的最大值出现在了朱镕基的那个十年（1993-2003年间），但却有足够证据表明，1984-1994年间实行的向地方的过度分权以及庞大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存在不能帮助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妨碍了增长潜能的持续而充分的释放。中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巨大，这意味着仅仅是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就能立刻帮助改善落后地区的增长率，并提高整体的生产率水平。事实上，即便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局部的，实现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那个阶段并不是什么问题。像安倍经济学那样，这一概念在媒体上迅速走红。

发展中的经济出现增长的过早放缓很像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很多评论家们并不完全清楚的是，20年前，朱镕基推进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对下降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看上去那个改革实现了财政上的再集权，但财政的再集权对后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总体上却是很正面的——它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下降的趋势，但同时却没有对地方政府维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产生抑制和扭曲。增长的过早放缓不是因为它们的增长潜力释放殆尽，而是支持增长的条件受到外部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原来的增长机制难以迅速调整以适应改变的条件。

很清楚，眼前的增长放缓是原有的增长机制与改变的增长条件之间正在产生摩擦的信号。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这是值得肯定的改革要义。朱镕基做加法，而李克强要做减法。事实上，分税制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加快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福利分配和住房分配市场化的节奏，也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和新常态的出现的冲击对中国的增长放缓迹象更是雪上加霜。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机制上去鼓励和诱导技术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日益突出的人口老化，城乡间、内地沿海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出现下降，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支出提高了非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成本。不过，在中国应对这个挑战并不像搬动长城那样的无望。

但是，与朱镕基时期的情况不同，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今天面临了更多的竞争对手。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我在去年9月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减速的对话中都认同，中国显然已经进入到两种增长模式转换间的过渡期。

中国在经历了分税制之后的1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威胁持续增长的因素也陆续开始显现。巴克莱银行想赶在他人之前概括李克强经济政策的要领，尽管颇为冒险，但无论如何，自6月20日商业银行出现钱荒和央行进行不干预表态之始，人们已隐隐约约开始看到了李克强致力于推动结构调整和布局结构改革的意图，并为此给予李克强以厚望。

现在的媒体和大多数财经评论都热衷于把今天的李克强比作当年的朱镕基，意图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但其实，两者没有可比性。而看起来李克强正在试图改变这个纵向控制的趋势，把更多的协调变成横向的，并将这个职能还给地方和市场。李克强执政之初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2.0版，用意显而易见。

理论上说，增长条件的改变常常是由持续的收入增长所致。为此，在技术与产业升级问题上，他似乎试着做减法：努力避免整齐划一和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减少政府部委过多的干预，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不是留在中央部委，给予地方更多的试验空间和自由。

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恶性通货膨胀总是死灰复燃，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混乱局面总是不能有效制止。路透社也提到，李克强对改革的承诺让人想起当年的朱镕基。

在海外评论家和研究者眼中，更是因为强调重启结构改革的重要性，今天的李克强被想象成、甚至被赋予了20年前的朱镕基的角色。事实上，经济过早放缓出现在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中，而且正是增长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是的，朱镕基在20年前临危受命，承担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组织者和推进者的角色。回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政府选择并决定扮演什么角色，采用什么样的功能性政策尽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还没有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显现出来，但这种转移在目前的转型阶段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标志。进入专题： 唱空中国 。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认为经济再平衡缺少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经济远未到崩溃的地步，而是处于一个关键点。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产出同比增长8.3%，大大快于制造业和建筑业7.6%的增速。其次，更多地依赖服务业使得中国可以走上一条速度放慢但更可持续的增长轨迹，缓和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超高速发展带来的过度依赖资源和污染密集型活动。

首先，服务业增长正开始开辟一种新的劳动收入来源，这是消费需求的支柱。再平衡的车轮正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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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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